墨西哥突发7.1级地震 震源深度30千米：天空电闪雷鸣

第三梯次，国家间或区域间的人权合作。

至今，我国台湾地区东吴大学法学院依然坚持20世纪上半叶东吴大学借鉴英美法的宗旨，采用英美大学法学院最新英文版教材，开设英美法课程。多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在计划经济的分配体制下，全国法律院系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数都是直接进入司法系统、或国家企事业行政机关及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工作。

而且各类层次的学校都将法学教育纳入其中，特别是一些起点低、生源参差不齐的院校，授课内容以简单的、概念性、常识性的法律知识为主，法学教育仅仅成了国家的普法宣传教育，与社会职业脱节，与法律教育的目的和性质脱节，与国际化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20]肖乾利：从法学教育变革之路谈起，载于《宜宾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2页。绝大多数学生不能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更不用说用外语直接处理法律事务了。（三）确定法律人才综合素质培养的新标准 司法职业是一种执掌和维护国家法律的特殊职业。又由于法学院学生已经有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从而使美国的法学教育又是一种完全的职业教育，法学院开设的课程全部为法律专业课程，而不开设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课程。

学位从专科到博士，类型包括成教、自考、全日制本科、硕士课程班、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全日制博士、在职博士、论文博士等等。因此，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应有一个明确的理念，根据社会需要人才的类型，设计相应的培养目标与方案，以实现法学教育的职能，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法治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它依赖于某些共同观念的维系和滋养。

由于法治的理想在于用普遍的规则来治理社会，因此，法律思维必然要突出普遍性的优先地位。实行依治治国的方针和贯彻法治原则，意味着包括治国者在内的一切人都必须按照法律的指引来行动和思考，离开了合法与非法这个前提去单纯考虑利与弊、成本与收益、善与恶，是法治原则所不允许的。现代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作为普遍规则的法律以及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给出了新的定义，从而使法律与权力、法律与权利、权力与权利（在本文中，权力指公共权力，权利指非官方主体的权利）三种基本关系呈现出与已往文明全然不同的状态，由此形成的三种信念——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公民自治——便构成了法治理念的核心之点。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理想往往沦为幻想，即使获得短暂的成功，也严重依赖于偶然性因素。

第二，已查明的客观事实可以被法律的证据规则所排斥。法治原则作为一条基本的文化公理，反映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形态对公共生活规范和秩序的特殊理解。

那种只提供结论而不提供理由的思维方式，是不符合法律思维方式本质特征的。法治理论主要是借助于规则化、形式化、客观化的公共理性——法律——来处理涉法性社会事务，官员的个人理性只是在法律允许的和有限的自由裁量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法律思维就表现为以权利和义务为线索的不断追问：某主体是否有权利做出此种行为、享有此种利益和做出此种预期?与之相对的主体是否有义务如此行事或以此种方式满足对方的请求和预期?在这里，只有权利和义务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必需考虑的核心因素，而其他因素是否应当予以考虑，则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在许多场合，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以虚拟的事实做为裁判的根据，而且，不允许用客观事实来对抗这个虚拟的事实。

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相信，结论不是来自于某一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本案事实认游戏规则内在的逻辑中所引出的结果。我们知道，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实现个案实体正义最有力的制度性条件，在此意义上说，对程序问题的重视程度，恰恰是识别一个人、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接纳了法治原则这一个文化公理的最佳方式。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合法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从而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效果。两相比较而言，人治理论主要借助官员的个人理性，一种不受普遍规则约束的现场理性来全权处理一切社会事务，法律只是办事的参考。

第二，特殊性同时被提升为普遍性，使今后的类似问题得到类似的处理。共同规则需要有人去守护和执行，而这正是政府和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本理由。

只有当这种思维方式真正被法律职业者所普遍认同，被治国者和社会公众所普遍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在法治国家中，当针对一个个案，通过法律思维来寻求一个法律结论时，对形式合理性的满足就不能不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尽管少数个案处理会产生不尽人意的实质不合理

时代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必将完成这一极其重大而又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在这个过程中，有两大因素对党最终选择搞法治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是十年文革无法无天的惨痛教训。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牢牢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正确方向，切实做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1911年至1912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力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行资产阶级宪政，但随即遭到彻底失败。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位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只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嗣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为在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基础，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第一次迎来了法治建设的春天。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改革和法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轮子，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依托。

四 总之，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必须搞法治、必须搞社会主义法治、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三个最重大的法治命题，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性质、方向、目标和路径，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取得了西方国家数百年才可能取得的法治建设重大成就。其他许多已经实现法治或正在成功推进法治的国家，也都十分注重法治一般理念与本国特定国情的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本国的法治道路。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英国是在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势均力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大背景下，通过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相互妥协而逐步实现的法治。

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党领导人民迅速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努力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开辟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段历史教训，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任何脱离一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法治都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法国是在国王和封建贵族顽固阻挡第三等级崛起、镇压人民反抗的大背景下，法国人民以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而逐步实现的法治。任何其他政治势力主张在中国实行的所谓君主立宪法治议会民主法治五权宪法法治等，都是从喧嚣开始，到失败告终。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和战略定力，从理论上主动澄清和驳斥把党与法、党的政策与法律、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始终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不动摇。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经过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确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得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正确结论。三 怎样搞法治？这是关系我国法治实现道路的重大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的法治进程，大凡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坚持了法治一般理念与本国特定国情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提出，既集中代表了我们党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执掌政权的历史性选择，也集中反映了从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性要求，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共产党治国执政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法治作为存在于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性质根本上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性质。进入专题： 党的领导 法治 。

这个重大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6年来法治建设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本质的深刻揭示，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关键，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提出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试图用改良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制，但很快就被封建专制势力扼杀在摇篮之中。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最鲜明地体现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它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根基，也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集中反映了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

同样不能设想，世界上一百多个国情千差万别的主权国家只能走一条完全一样的法治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党开启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